我抑郁了卻無藥可醫!讀了這個故事就明白原因了

我最近抑郁了,沉浸在無邊的悲哀中。

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,有時就去翻翻魯迅當年在抑郁狀態下寫的書,比如《吶喊》。他與同仁籌辦《新生》雜志而夭折后,感到悲哀和寂寞,在《吶喊》里寫道:“這寂寞又一天又一天的長大起來,如大毒蛇,纏住我的靈魂了。”

有些親朋關心愛護我,說:“文人容易多愁善感哦。這時候還是不看那些書為好,出去運動下吧,看看風景,心情會好很多。”

也有提議發展興趣愛好比如養花種草、烹飪美食的……

我謝謝親朋好友的關心愛護,但普通方法都對我沒有用。

先看一個故事,問一個問題:武大郎被毒死后,為什么沒人敢為他喊冤?



潘金蓮和西門慶被武大郎捉奸后,賊心不死,依舊通奸。怕武松報復,就找王婆給他們出主意。王婆讓他們分兩步走:第一步,把武大郎做掉;第二步,等待夫孝滿日,潘金蓮嫁了西門慶,做個長遠夫妻。

當天夜里,潘金蓮就親手用西門慶提供的砒霜毒死了武大郎。殺人不難,難在不受懲罰。因為殺人償命是自古天理。沒有不透風的墻——街坊鄰居誰不知這段奸情?

知道又怎樣?在沒有人quan保障的社會,人,在面對惡人惡行時,往往是沉默的。

第二天一早,鄰居都來吊問。眾鄰舍明知道武大郎死得不明,不敢多問,只勸道:“死是死了,活的自要過,娘子省煩惱。”潘金蓮只得假意兒謝了。眾人各自散了。

你看,“眾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”,但是,他們怎么樣呢?他們散了!

因此,我們完全可以相信:如果沒有武松,武大郎將冤沉大海!

當然,王婆還是擔心一個人,那就是陽谷縣殯葬協會的會長——團頭何九叔。王婆對西門慶、潘金蓮道:“只有一件事最要緊。地方上團頭何九叔,他是個精細的人,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。”

注意王婆的話,是怕他看出破綻嗎?不是。街坊鄰居都會看出破綻,要讓這方面經驗豐富的專家何九叔看不出破綻,是不可能的。

那王婆擔心何九叔的是什么呢?是怕他“不肯殮”。因為,何九叔作為入殮師,干系在身,有可能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不敢沉默。

但是,西門慶不擔心。

何九叔來了,西門慶截住他,拉他到一個小酒店里,送給何九叔一錠十兩銀子。何九叔心中疑忌,但銀子還是收了。何九叔并不貪財,他收西門慶的銀子,是因為怕。一怕:西門慶是個刁徒;二怕:西門慶把持官府。

接下來,他現場確定武大郎是中毒身死,他假裝中邪昏迷不醒,被人用門板抬回家。聲張起來,不敢,怕西門慶;不聲張,又不敢,怕武二郎。

權力社會和法治社會的區別是什么?權力社會里,一個人會怕另一個人。法治社會里,一個人不用怕另一個人。

何九叔明明知道武大是被毒死的,但是,他怕西門慶,選擇了沉默。他之所以又保存武大的骨殖以作證據,不是因為良知,而是因為他也怕武松。

又怕西門慶,又怕武二郎,何九叔是可憐的。在權力社會里,所有的人都是可憐的,都是滿腹懼怕的何九叔。

因為怕,何九叔、武大的眾鄰舍們明知道武大死得不明,但誰都不愿意站出來揭開真相,還武大一個公道。大家都成了沉默的同謀。

在整個《水滸傳》故事里,但凡弱者被欺凌的地方,必有沉默的大多數,站在一旁沉默不語。

假如這個社會墮入黑暗,那么吹滅最后一盞燈的,不是壞人的囂張氣焰,而是好人的忍氣吞聲。

       


讓我陷入黑暗的,不是因為我是網貸暴雷潮的受害人,而是公權力的濫施。(我出差買張去北京的火車票,就有JC打電話發短信威脅不要ShangFang。鑒于我從來沒有SF或者wq先例,可以判斷,公權力把全國的受害人都監控了。)而吹滅最后一盞燈的是好人的忍氣吞聲。我過去特別要好的某室友,聽到我我輕微的含疼聲(請看我4月低5月初發在公眾號的幾篇文章),感到不安,想給我洗腦,洗不成,惱怒地說“你不要在(室友)群里發了”,頓時把老友重逢的喜悅沖得干干凈凈,把我心中的最后一盞燈吹熄。

有人說,抑郁癥只是人生的電量低了。那我只是精神抑郁罷了,并沒有病,因為我人生的電量并不低。我還能夠高強度地閱讀、寫作,保持精神上的亢奮。

去除我的抑郁,普通辦法都不頂用。只有一個辦法:疼了,喊出來;暗了,尋光明。如果不給喊疼,不給尋找光明,那我依然會好好地活著,在郁悶中前行,等著未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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